几年前，一部反映发廊妹生活的电视纪录片《姐妹》在全国各地热播。此后，片子主人公章桦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：从被拍，到拿起DV拍摄别人。她以此作为自己新的事业，把镜头对准了很多需要帮助的人。两年前，她开始关注身患不治之症的衢州小姑娘小双（化名），并为她筹到了10万元捐款。让章桦想不到的是，2008年初，小双把她告上了法庭，要她退还9万元捐款（3月12日《浙江法制报》）。
　　“好心得恶报”的事并非孤例。如果施爱者常常得到“恶报”，爱心将失去生存的空间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变得沙漠化、功利化。所以，实有必要对这种不正常现象进行分析，寻找根源，找出解决之道，以利于爱心通过合理的渠道得以表达。
　　从这起纠纷产生的原因看，章桦帮助小双筹到10万元后，将善款置于自己的监控之下，而当小双因现实原因更换医院时，她担心善款不能完全用于医疗而拒绝将之交给小双的家人。在此过程中，爱心大使变成了类似善款监控者的角色。且不说爱心大使直接监控善款的方式是否妥当，通常来说，监控者与被监控者发生意见分歧是正常现象。如此看来，是陌生人之间的不信任导致了角色关系的转变，而角色转变后矛盾的发生，则影响到了爱心的纯洁性。可见，如何建立信任关系并保持爱心大使的形象，是很重要的两个方面。
　　在过去，无论是传统乡土社会还是计划经济时期，个体之间的援助很多情况下发生于熟人之间，双方原本就存在共同的信任关系，援助行为很容易正常发展。而市场经济条件下，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更多地是在陌生人之间。此时的信任如何建立？
　　契约是现代诚信的基石，这是成熟市场经济社会总结出的有效经验。其实，章桦后来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，她后悔没有从一开始就与对方签合同，就是现实对于契约精神的自然需求使然——如果以合同将双方的权利义务写清楚，虽然这样麻烦一些，有点照章办事的冷冰冰的文牍主义，但一切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反倒更容易保障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。
　　另外，要保障受助者对爱心大使的信任，除了契约之外，还应当建立起一些制度性措施来对具体事务进行操作，让爱心大使脱离善款监控者的角色。这就需要社会能逐渐从现实中总结经验，让民间自发的爱心能通过完善的机构来表达。比如，对于民间自发成立的援助基金，必须建立正当合法的机构来进行操作，并在现实中逐渐完善操作模式，以让善款能完美地用于受助的意图中。而这一切，需要逐步完善，不可能一蹴而就。